中 国现行与电子垃圾有关的法律条款主要有：2009年2月25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将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于2008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及《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信息产业部联合六个部委公布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于2007年3月1日起施行。

绿色和平早在2003年就开始在中国最主要电子垃圾拆解处理地??广东贵屿开展一系列研究，其中包括人类学研究、环境影响评估研究等；及其资助下的由汕头大学医学院执行的免费健康检查发现当地很多民工的身体受电子废物影响；2005年，由汕头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独立研究发现，当地81.8%的儿童血铅超标。

针对以上种种现象以及目前中国尚未建立起电子垃圾回收体系的现实，2005年，绿色和平提出“短期目标揭露问题，中期目标电子产品无毒化，以及终极目标清洁生产”的行动策略。在综合分析了全球知名 品牌电子生产企业现有产品的含有有毒物质含量情况、国际知名度、市场份额等多方因素之后，最终选择惠普公司作为切入点。透过一系列行动包括2005年5月在北京科博会上展览的电子垃圾雕塑，6月惠普总裁访华赠送线路板做礼物，2006年3月德国汉诺威科博会上继续施加压力；最终在惠普股东大会上做出停止使用有毒物质BFR和PVC的承诺。绿色和平还使用排行榜策略，对全球14家最大的电脑品牌的环境政策施加压力，以引导电子行业进行一场绿色革命。

从富士康事件看新生代农民工

杨冰 北京亦能亦行残障研究所

从媒体已经公布的富士康事件信息来看，之前的13名死者具有以下特点：年龄小，最小18岁，最大不过24岁，平均年龄不足22岁；大多数来自中部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南；除一名是大学生以外，其他都是新生代农民工；死亡时间间隔短，间接说明整个人群心理成熟度不足，极易受到外界暗示。

    由此，联系到我们身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群特征：

Ø         均为80后或者90后，总数量约1亿，占外出打工人口的60%，其中80%以上未婚；

Ø         大多来自中国中部农村，父母是第一代农民工；

Ø         幼年时多为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席可能导致心理成熟期延长或者社会化障碍；

Ø         成长于网络环境，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青年具有同样的信息来源渠道，思想差异小；

Ø         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曾有调研显示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能够在城市中买房定居；

Ø         渴望成功，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单纯为生存打工，存在自我发展和事业成功的诉求。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看待富士康事件。首先是个体层面。如前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长环境中缺少家庭关爱和社会支持系统，容易导致心理发育的延缓和障碍。再者，新生代农民工依然以出卖廉价劳动力作为主要谋生手段，一方面导致其对未来生活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令其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同时，由于普遍不具备务农经验，新生代农民工又难以退回农村进行生产和生活。相对于父辈的低收入状况，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产生被剥夺感。虽然愿意出面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也极易在不能达到预期结果后产生强烈的挫败感。

其次，从企业层面分析富士康事件。企业的军事化管理，包括流水线作业很容易把人变成一颗螺丝钉，抹杀掉个人的个性，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和加剧。其二，很多企业没有尽到劳工保护责任，存在“三多三少”??加班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劳动争议多，劳动合同很少签订、社会保险很少缴纳、工资很少。电子行业的产品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有毒性，企业尤其需要在劳工保护方面加强：员工的职业安全教育，公告工序中的潜在危险；保证机器和化学品的安全性；提供个人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员工职业健康检查。最后，合理的薪酬待遇是企业和员工个人发展的保证。

最后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农民工很难成为市民，并直接造成医疗、就业、教育方面的差异。其次是没有工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往往是自发、分散、碎片化的，无法博弈。第三是中国现有状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漠视和容忍企业的低工资策略，无视对工人的劳工保护。

总之，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工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只有把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才有可能支撑起未来的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这一转化过程的实现首先需要政府尽到监管职责，加强劳工保护，构筑起具有现代文明底线的工资体系；也要允许工人自由结社，形成工会组织；最后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以促进农民进入城市转化为城市人口。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核心问题还是权利的问题，真的是需要有些人站出来，为农民工自己呼吁权利，而且这里面也需要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他需要有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