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桐喜欢诗。她说：“我觉得文字里有魔力。”青桐在学校里学过文学，且至今仍觉得，没有多少事情比埋头阅读唐诗更有乐趣。可眼下对她来说，最神奇的著作是中国《劳动法》。她曾以劳动法为依据，向自己打工所在的工厂老板发起挑战。她在那儿工资待遇很低，工作时间却很长。工资低得违法、工作时间长得违法??这就是她所发现的。
青桐今年28岁，是名农民工。与数以百万计的同时代农民工（生产出世界上大多数玩具、汽车、电脑和家具的那些工厂的力量之源）一样，她不甘只当大机器上的一枚小齿轮。于是，在数家电子厂辗转工作近十载后，她决定为所有与她际遇相同的人说出心声；他们是每日在生产线上辛苦劳作的年轻人，经常以偏低的薪酬超负荷工作，而且丝毫得不到社会的赞赏。
《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
青桐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自传体小说《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书中叙述了她试图探索生活意义、在远离农村老家的地方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经历。青桐先是在一家电子厂打工，后来进入富士康(Foxconn)。今年春季，富士康发生系列自杀事件，在全国引发了对农民工工作条件进行深刻反思的风潮。《狼窝虎穴》一书上月一出版即登上畅销榜，该书呼应了中国南方发生的多起工人罢工和抗议事件所传递出的信息。
“中国基本上处于资本家控制之下。我目前所能做的只是替工人们讲话。”青桐在深圳一间咖啡馆接受FT周末版采访时表示。“政府似乎故意对某些事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必须不停地在他们耳边喊出我们的不满。只有当他们听见我们的话后，他们才会开始睁眼去看。”几年前，在农民工中间很难看到这样的态度。对于第一代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的人来说，有份工作，有个地方睡，就心满意足了，城里的条件几乎总是比一贫如洗的乡下老家要强。
“我们必须活得踏实”
“我们父辈那一代会低头忍受，但我们这一代不一样，”青桐的声音里意外地透出一股倔强，与她学生似的外表颇不相符??从后来的谈话可知，坚定的性格正是她个人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必须活得踏实，”她说。“对我们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不论是生活、爱情还是工作，我们都不想再像我们的父辈一样含屈受辱。”
青桐的疾呼正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的共鸣。近几个月里，新生代农民工向中国发展模式发起了多年来声势最浩大的挑战。从5月初到6月末，华南多家汽车组装厂和零部件工厂相继发生罢工，胆子变大的年轻工人要求加薪。
多年来，中国工厂发生过零星罢工，通常围绕狄更斯时代的恶劣工作条件，或者为了索讨欠薪。但是，富士康发生连环自杀事件后，近期由年轻人发起的抗争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它使之前潜伏在表面之下、但已不容忽视的一些强大趋势明朗化，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自杀和罢工事件可能对推动中国发展的商业模式构成致命威胁；迄今，这种模式已推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并支撑着中国从“亚洲病夫”崛起为有能力主办奥运会的“准超级大国”。
半军事化的企业模式正在瓦解
华南企业生产的商品，摆满了特易购(Tesco)和沃尔玛(Wal-mart)的货架。这些企业借鉴了最早在日本、后来在韩国和台湾都卓有成效的半军事化工业组织模式，并以空前的规模应用于实践。富士康为苹果(Apple)生产iPod媒体播放器，也为索尼(Sony)、戴尔(Dell)和惠普(HP)等代工。富士康深圳厂区有30多万名工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公司在自己的工业园区里盖有宿舍，大部分工人都住在宿舍。华南工业区普遍实行极其严格而整齐划一的管理模式：只有很短的小憩时间让工人上厕所，休息时间也不能离开工作台。如今这种模式正接近瓦解。
不安定局面也促使人们关注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中国有1.5-2亿流动人口，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里务工，但受到“二等公民”的对待：他们办不了城市户口，因此也享受不了子女就读公立学校、住房和其它社会福利。中国学术界有时把户籍政策称为中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改革压力已积聚多年。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媒体发起了一次罕见的叛逆行动：13家报社联合发表了一篇呼吁废除户籍的社论。目前的不安定局面提醒人们：社会上的不公平感正在升温。
最重要的是，罢工折射出了新一代农民工身上发生的变化，他们对自己的权益更有自信，要求过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对早期农民工来说，有机会在工厂打工，能够挣点钱寄给乡下在贫穷中挣扎的家人，就已经感激不尽了。此外，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一般都曾听说上世纪50年代末的饥荒、文革中的乱世，他们对1989年抗议学生遭到镇压大概也有耳闻，这一切使他们不信任政府，但也倾向于俯首听从。许多人在城里攒了几年钱后，由于无法立足，又返回了乡下。
电视和互联网打开农村青年的眼界
如今那些在农村长大、然后进了城的年轻人对生活抱着截然不同的期望。中国农村的生活仍然艰难，但如今普遍都有电视，有的人家还能上网，这开阔了年轻人的眼界，让他们见识到各种新事物。在工厂打工不再是为了多挣些钱寄回家，而是成了在城市里过上更美好生活的途径。此外，中国在过去20年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更加自信，而当他们期待的未来没有成为现实时，他们也更不愿意忍气吞声。
因“卧底打工”而出名的黄伟木表示：“我们是新生代农民工，我们的想法与上一代不同。”黄伟木曾潜伏在广东一家工厂打工，收集非法用工证据，然后寻求通过法庭索赔。他说：“我们希望受到尊重。”
黄伟木来自广西（广东以西的一个贫穷省份）。他父亲过去也在广东珠三角工业区打工，后来拿着积蓄回了乡下老家。黄伟木正在备战司法考试，他可不准备回广西。
或者正如香港职工会联盟(Hong Kong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秘书长李卓人所言：“不应该再把他们称作农民工。他们是城市里的工人，他们在城里闯荡事业。”
希望公平分享自己参与创造的繁荣
“他们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比过去更敏感。当他们忍受不下去时，他们会说‘真是受够了'。他们希望公平分享自己参与创造的繁荣。”
青桐摆脱了大多数农民工的普遍命运。她出生在广东省与福建交界的一个穷苦山区的农民家庭，是三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17岁时辍学。她回忆说：“我父亲生了病，家里本来就债台高筑，这下子加上医疗费，更是雪上加霜。我不想看到弟弟妹妹因为家里没钱而辍学，于是我就走了。”她去了东莞，那是珠三角一个肮脏而混乱的城市，全球许多玩具、家具和电子元器件是在这里生产的。
同村的一个朋友已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青桐不久也在那家厂得到了一份组装电脑主板的工作，每月基本工资500元。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她解释说：“我不想这么过一辈子，所以我必须学习更多知识。”她在当地图书馆办了张卡，起初只是向往她不得不搁下的诗歌，但读书的爱好很快把她带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我开始阅读所有东西。”有一天，这只如饥似渴的书虫偶然翻到了一本中国《劳动法》。她把书借回家细读，发现她所在的电子公司违反了劳动法：没有支付加班工资，也没给员工上社保。
“你不识字我可以念给你听”
青桐拿着书去找公司的工会人员，但没有得到预想的答复。“他说，‘你搞错了。'我说，‘这一条里写得清清楚楚，要是你碰巧不识字，我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
在中国，工人可以加入工会，但必须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下面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是附属于共产党的官方工会。有些地方工会主席由工厂老板兼任。近期劳资纠纷有时候既是针对管理层，也是为了抗议工会的这种利益冲突。
青桐或许未能促使那家工厂做出重大改变，但这段经历激励她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开始自学高中课程，并于次年参加了考试。后来她拿到了一个学位。与此同时，她在厂里被升为管理一条生产线的主管。当时她20岁。
青桐离开东莞后，到了深圳，进入全球最大电子代工厂商富士康的工厂工作。在这家庞大的台资工厂里，她很快当上了小组组长。“他们把人员管理制度发展到了极致，”青桐表示。“有一条规定是讲离开生产线去上厕所可以用多少时间，有一条是上班能够带什么和不能够带什么，有一条是关于站姿和工作时可以在多大范围内活动。”
在这种管理极其严格的环境下，富士康今年接连发生了多起工人自杀事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制造业模式能否持续的激烈辩论，并促使富士康对其在中国大陆工厂实行了20余年的管理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然而，正当富士康似乎终于控制住了危机时，附近本田(Honda)工厂的工人却正准备克服绝望心情，站起来抗争。
富士康是华南地区某种企业组织的原型：在大型工业园区里，工人们在公司的场地上吃、睡、工作和娱乐，与城市生活几近隔绝。本田劳资纠纷中有许多有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该公司工人与外界没有那么隔绝，这或许让他们看到自己缺失了什么。
本田工人工资远低于洗发工
本田有4家供应商发生了罢工，本田制锁(Honda Lock)是其中的第三家。该公司位于小榄镇南郊，地处一个人口稠密区的中心。大多数工人都在亿利村自己租房住，每天步行上班。周边居住区很热闹，店铺林立，有许多便利店、理发店和餐馆，多数是外地人开的。招工广告随处可见，表明随着海外对中国商品的订单从全球危机的深谷中反弹，劳动力需求也出现了上升。罢工集中在近几个月、而不是去年爆发，并非巧合：去年经济形势尚不明朗，工人们感觉比较不安稳。然而，贴得到处都是的招工广告，在本田制锁的工人们看来未免刺眼，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多么低下。一家理发店招聘熟练洗发工和发型设计师，月薪分别是2500元和5000元，还包吃包住。相比之下，本田制锁初级工人每月基本工资才930元。
在本田制锁工作的湖南人殷秀英（音译）是位24岁的年轻母亲。她算了一下，每月生活费要用掉很大一部分工资：村里的宿舍一个铺位加上水电等杂费，一个月要花200元，加上每天10元伙食费，这样她的收入就去掉了一半。制造业工资如此微薄，生活成本却不低，她丈夫心灰意冷之下，带着孩子回了家乡。她之前打算，要是本田制锁加薪方案（当时还未确定）不合她意，她就跟着回老家。对于本田制锁会不会答应工人们加薪70%的要求，把基本工资提高到1600元，殷秀英并不感到乐观。事实证明，她的感觉是正确的。
回首在富士康工厂度过的两年多时间，青桐如今能够采取较为超然的观察者态度。她当初到深圳，是为了和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在一块儿。她丈夫来自宁夏，那是中国贫瘠的西北地区的一个贫困省份。“他在深圳找了份工作，而我离不开他。”生下女儿后，青桐于2008年辞掉工作。
“我就是那时候开始考虑写些东西，因为突然有了很多空闲。我当时想，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们有什么感想？我们想要什么？”
从网上论坛发表感想起步
她开始在中国名气最大的网络论坛之一??天涯上发帖子，得到了大量回帖，后来北京一家出版社约她出书。青桐不是唯一以这种方式找到说话渠道的人。来自中部省份四川、现年32岁的周述恒，也于去年成了畅销书作家。他写的也是自己的经历，对社会的观察与青桐基本呼应，但手法更近于文学，因此他的书感觉更像小说，而不是自传；辩论色彩也更浓厚，他在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划了条界线??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干活的人，和得益于这种劳动的人。
青桐和她丈夫有能力在深圳购置一套小公寓，而周述恒却依然在漂泊，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他大部分时间只能挣到最低工资，而且没有正当福利。换句话说，他现在的生活，与16年前他成为农民工的第一天相差无几。他没有一份工作能干到一、两年以上。“建筑工、调漆工、沿街卖水果，我什么都干过。”他是在广州一个工会办公室接受采访的，他刚开始在这里上班。
“变化很大，这是肯定的。我以前甚至买不起一件衬衫，现在我每半年换一部新手机。如今有一条水泥路修到了我们村里。可再想想，我真正得到了什么呢？我依然没有挣够可以当作养老金的钱，也依然得不到城市人的丝毫尊重。”
6月17日，本田制锁罢工进入第9天、也是倒数第二天，这时周边地区对罢工行动的意见出现了分化。由于媒体被禁止报道，连小榄镇（位于亿利村以北数里）居民也对自家后院的劳资纠纷戏剧一无所知，而在亿利村一带，每个人都听到了传言。
“一千块钱肯定不够”
“一千块钱肯定不够，特别是对本田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心怀同情的袁家业（音译）表示。袁家业也是外地来的，如今在一间生意兴隆的海鲜餐馆当主厨，每月工资7000元，羡煞旁人。而另一派呢？在附近火锅店请客、正在等候客人光临的高傅明（音译），站在亿利村新兴资本家阶层一边。
“本地人比外地人好，他们不会罢工，”高傅明是在亿利村长大的，外来投资让他大赚了一笔。他拆掉了家里的老房子，盖了一栋四层楼高的宿舍，有40个房间，租给本田制锁及附近其它工厂的工人。靠着每月1万元的租金收入，加上收废金属挣的钱，他在工人宿舍楼旁边盖起了一栋富丽堂皇的宅子，自己住。
高傅明属于地位优越的“本地”村民，附近工厂和外地工人租房子的钱都落入了他们腰包。当本田制锁为了向罢工工人施压而开始招聘人手时，他发现了又一个良机。“我告诉我女儿，她应该去那里找个工作，”这位出租屋老板说道。“她明天就开始上班。”
高傅明“本土优越”的偏见也体现在他喝的啤酒上：珠江啤酒。他一边喝着，一边展开他对中国近期劳资纠纷的社会经济学分析。他讲着蹩脚的普通话，夹杂着本地广东方言。他说：“有资本的人不工作，没资本的人工作。”他认为，问题在于，工人们会用罢工威胁向老板们“勒索”。“我们遇到了太多这样的罢工问题，”他总结说。“罢工的人就该解雇。你要罢工，就解雇你。我们不要你了，滚！”
“我必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青桐成功摆脱了贫困，得以免遭这种歧视。凭借出书的稿酬，加上多年当主管的奖金积蓄，她不仅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也不必再担心年幼女儿往后的学费。等女儿开始上学，她就要重新工作，但她不想再到工厂打工，而是希望以写作挣钱。她说：“我必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这些对周述恒和本田制锁的多数工人来说都难以企及。这家汽车厂的工人已被劳资纠纷搞得疲惫不堪，勉强接受了本田开出的基本工资上调20%至1130元的条件。孙亭湖（音译）知道自己的工资跟日本和美国同行比起来少得可怜，这让他感到灰心丧气。“你能帮我移民美国吗？”在罢工即将结束时，他这样问FT的一位记者。
周述恒更有抗争意识。多年来，与地方当局围绕要求农民工办理的繁琐证件而发生的冲突，与建筑公司的讨薪之争，与警察和“城管”围绕无证水果摊的斗法，都让他变得坚强。他目前正在逐渐熟悉广州那个工会的新工作。“他们让我与工人沟通，但在这方面能走多远，我们还得看。”
在形容目前的感受时，周述恒反复提到一个词：“迷茫”。
“经过这么多年，我仍然像是水中的浮萍，没有根，随波逐流，”他问道。“我应该留在城市，还是回农村？我们属于哪里？”
席佳琳(Kathrin Hille)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是驻华南记者；杰夫•代尔(Geoff Dyer)是北京分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