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发生的严重原油泄露事件，正在摧毁人们对于一家“超级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心理底线。要知道，从年初的高盛到丰田汽车，再到BP，“超级企业”们一次又一次“触碰底线”行为，都使得现代公司的社会责任思想深陷危机：要么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究竟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要么这些“超级企业”从现在开始就必须重新检讨，究竟怎样做，才是真正符合人们期望的“企业公民”行为。
“超级企业”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其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拥有越来越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如果不能受到某些准则和价值观的指引，很容易会导致滥用甚至会进一步危害到公众利益。如有我们认为一家企业的经营行为应该在接受企业社会责任和为股东赚取更多利润之间必须作出平衡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有理由要求这些“超级企业”需要承担与其权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新世纪[24.57 1.11%]以来许多大公司遭遇的品牌危机和带来的严重环境和能源危机提醒我们：追求利益的做法并非总是天然地正确，一些“超级企业”的经营行为貌似合法，事实上常常会对环境和经营范围内的社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些人认为，企业公民的着眼点只应该放在企业发展上。遵纪守法，多创造就业机会，多纳税，健康发展是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企业带给社会的风险，比如劳工标准、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等，不是企业公民的话题，是政府通过法律规范企业行为的问题；另外一种观点则把企业公民视为公司如何拿出一部分利润来从事慈善公益行为，这部分人往往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慈善公益可以会成为企业形象和对外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它并不是企业公民绩效的一个标尺——一家企业是否以符合公众利益和预期的方式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和获取利润，才是一系列与企业公民最相关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里，企业公民的评价尺度才得以浮现出来。
“做好事”与“好好做事”
许多“超级企业”热衷于做好事，以打造其企业公民形象，却忽略了企业如何“好好做事”这样更重要的前提，亦即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思考的“作为人，何谓正确？”和“企业如何正确做事”等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长久以来，BP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维护其企业公民形象，其前任CEO约翰·布朗(John Browne)为英国石油公司提出了“不仅贡献石油”(Beyond Petroleum)的新理念，并不惜在全球花费2亿美元推广其明亮干净的黄绿圆形标识及其公司理念的新内涵，2005年东南亚海啸中，BP捐出了几百万英镑善款，BP还是第一个在中国以碳足迹为广告主题推广其绿色形象的跨国公司。必须指出的是，“布朗时代”的英国石油依靠一连串收购扩张其石油帝国版图，与此同时，急速扩张后的重组难题，将利润置于安全之前的做法，使得过去9年中BP大小事故不断。在这起被称为“偶然”的严重漏油事故发生前，这家老牌的石油帝国不仅设施老化，只对削减成本感兴趣，此前多次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引起BP足够重视，或者促使其在技术、装备和管理上加以改进，甚至在深海作业平台上连关闭油井的遥控阀门也疏于安装，最终酿成大祸。
BP不充分的运营计划以及风险意识缺失凑到一起，最终使公司过去花在企业公民形象塑造的所有资金和心思全部打了水漂。其金黄色的阳光四射型的圆形标志和它所宣示的环境友好的“超越石油”口号，今天看来，几近于一种嘲讽。德鲁克指出，企业家最大的责任就是保全公司。企业面对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活下去，必须具备持续成长的动力。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大企业要比小企业有更多的活下来的机会。大企业有规模优势，可以应对市场带来的各种危机。IBM的前总裁郭士纳也认为“（企业）大很重要，因为规模就是杠杆。深度和广度可以容纳更大的投资、更大的风险以及更长久的对未来的投入”。统计数字表明，企业规模与企业寿命存在正相关关系：根据《财富》的统计，美国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世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40～42年，1000强企业平均寿命为30年。
然而，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驱使越来越多的“超级企业”在追求规模扩张和股东价值方面产生了“动作变形”，走上了不归路。BP中国前总裁德凯瑞（Gary Dirks）曾经有过非常清醒的自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非“慈善行为”那么简单，最重要的还是要聚焦企业如何获利这样的最“根本问题”。在德鲁克所特别区分的“行善赚钱”（to do good to do well）和“赚钱行善”（to do well to do good）两种不同的企业公民行为中，BP高层虽有清醒认识，但并非言行一致，从全球石油开采业所经历的“陆地—近海—深海”的发展过程中，开采的难度和风险越来越高，遗憾的是，BP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并付诸实际行动。
另一个例子是安利。汶川地震发生后，安利累计捐款捐物3685万元人民币，是美资企业中捐款最大的企业。安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表示：“好的企业公民首先是一个好的企业，一个企业要想履行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它首先要是一家非常好的企业，它要依法运营、依法纳税，同时它要提供品质优良的产品，这是最基础的层面。如果一个企业在这些方面都做不好的话，他拿什么果实来与社会分享？”
谁来颁发“经营许可证”？
随着时间的变迁，今天的“超级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和100年前卡内基创办钢铁公司时相比，已经恍如两个世界：气候变化、环境生态危机、信息革命、世界经济一体化……某种意义上，一个大公司如果对这样外在环境的变化尚不敏感，就意味着在下一轮商业竞争角逐中，早已丧失了一份必要的“经营许可证”。
这份新的“经营许可证”不仅仅意味着来自政府更严格的监管，还来自越来越多和更加活跃的NGO和民间公益环保组织、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和对自身所处环境愈加敏感因而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的普通消费者，这样的一份“许可证”早已超越了法律范畴，而是当今和未来社会对一家“超级企业”合格与否的一种认定。从企业公民思想演变史来看，企业公民似乎从来就是那些大企业的专属品。其实我们如果考察企业界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企业界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来自于政府的管制和社会持续的压力。那些政府管制相对较松和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同样的企业履行企业公民义务的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异。
学者霍姆斯调查了1977年财富500强企业，发现不同行业关注的社会责任的侧重有所不同：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关注污染和能源保护，交通、通信和公用事业公司关注种族和社会伦理问题，贸易商、保险、金融和房地产重视社会问题和慈善。可见企业关注的社会责任的侧重点，都是最能影响行业盈利的社会压力的方面。这些来自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因为媒体的持续关注和报道所带来，媒体关注和持续给予压力的对象都是大企业。大企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保护企业形象的考虑，而保护企业形象，最终还是为了企业能赢得一个相对友善的社会环境，从而实现企业更好的成长。有学者认为，企业对于社会最主要的贡献是纳税和吸纳就业，这对于社会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一两次慈善捐款，“能交税的企业就是好企业，这就是政府的价值观。至于修桥补路，慈善捐款之类，不过是企业爱心的体现。为国分忧，为社会分忧的最好体现，是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多交税，多招人。惟有如此，企业才能受到社会的尊敬。”2007年中国电子[1.14 -4.20%]信息百强企业，排名第三的华为的销售收入只占到了前五名总和的15%，但是其上缴国家的税收却占到了前五名上缴税收总和的60%。阿里巴巴[16.10 0.63%]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也认为，“社会责任绝不应当是一个空的概念，也绝不单纯局限于慈善、捐款。”阿里巴巴是中国互联网企业中的纳税冠军，其每年纳税额度几乎是其他前十大互联网企业的总和，但是阿里巴巴的收入却并不是国内收入最多的互联网企业，然而，阿里巴巴和淘宝网为社会直接和间接创造了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
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企业公民已经不再是情绪化的慈善捐款比赛，不再是宣传中激动人心的措辞，更不是市场营销的手段和工具时，企业公民就不仅仅是一种“他律”，更应该成为企业不断内省并自觉追求的“自律”尺度。今天，“超级企业”们过去曾经谙熟和依赖的商业环境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营造一个适合企业发展的友好环境，“超级企业”们需要应对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更高预期。BP等一系列“超级企业”的窘境，为中国垄断企业提供了大公司深陷官僚化危机后的生动鉴照——“超级企业”往往因为愈加庞大的身躯而逐渐丧失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敏感性，总以为自己“战无不胜”，而很难想到自己当初也是“凡胎托生”。BP前CEO约翰·布朗10年前多次强调：“我们从平凡中走来，知道失败的滋味”，10年后，BP现任CEO托尼·海沃德已经和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以及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一同被投进了舆论绞肉机，每个美国人都恨不能手刃之而后快，言犹在耳，只是不知他们会作何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