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艘名为Khian Sea的美国垃圾船载着一万四千吨垃圾灰从费城出发，打算倾倒到其他国家。经过两年多的航行，1988年1月垃圾船来到海地，将四千吨废物以“土壤肥料”的名义倾倒到海滩上。海地政府严词抗议，该船被迫驶离，随后它不断更名，四海航行，余下的有毒垃圾灰最终在当年11月从新加波驶往斯里兰卡的途中消失。后来有船员称，垃圾极有可能被倾倒到大西洋和印度洋之中。而倾倒在海地的有毒垃圾，多年后才得以解决。

这种将有害垃圾倾倒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被称为“有毒的殖民主义”。Khian Sea事件也直接促使联合国商讨并制定了旨在规范有毒垃圾贸易的《巴塞尔公约》。

在有毒垃圾之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就是电子垃圾。由于废料有毒与电子产品的时尚外表构成鲜明对比，又因为关系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利益，电子垃圾贸易近年来一直是环境领域的关注焦点。

何谓电子垃圾

电子垃圾是指已经报废的各类计算机、打印机、手机、家用电器等电子产品。据估计，全球每年产生电子垃圾2千万到5千万吨，占全球城市固体废料的5%，约相当于所有塑料包装废料的总和。由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电子垃圾的数量也在高速增长。近年来，欧洲的电子垃圾每年以3-5%的速度在增长，是垃圾总体增速的3倍。在未来的5年内，发展中国家电子垃圾数量也将提高三倍。

大量电子垃圾有毒，已为世人所公认。电子垃圾中的有毒物质，主要是塑料和铅、镉、水银等重金属。一台报废的台式电脑，塑料约占2/3, 塑料中如含有PVC和溴化阻燃剂，在处理过程中一经焚烧，会产生溴化二?英和呋喃等剧毒物质。铅、镉、水银等重金属主要存在于电路板、显示器和电池之中，它们会在生物体内积累，并沿着食物链蔓延，对人体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细胞活性有极大的破坏力。

现如今，全世界对电子垃圾还没有较好的处理办法，主要是堆填、焚化、循环再用和循环再造等几种方案。这些方案都各有缺陷。电子垃圾在堆填区填埋，有毒物质会影响到附近的社区，很多欧洲国家已明律规定电子垃圾不得弃置在堆填区。在电子产品焚化过程中，重金属、溴化二?英和呋喃会进入大气，而焚化产生的灰烬仍需要进一步处理。循环再用，能够延长电子产品寿命，降低电子垃圾增长速度，但大部分仍很快进入废弃程序。循环再造，如果操作不当，也会给当地社区和工人造成伤害。

正确处理电子垃圾的成本很高，而且发达国家都对本国内的电子有毒物实施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因此很多国家选择出口这条路，将电子垃圾和有毒物质输出到国外。

电子垃圾贸易

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环境、安全、健康等方面的法律不健全，或者虽有法律但缺乏有效监管等原因，成为了电子垃圾理想的输出地。

以美国和中国做对比，在美国回收再造一个电脑屏幕的成本是中国的10倍。美国一家废旧回收站在2007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如果真要从电路板上提炼出贵金属……说老实话，我可真不知道还有哪家美国企业愿意做这个事情。”

“成本、环境、健康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果我做这个，不但地方环境保护署的人要过问，我的工人也会觉得健康受了损害找我要赔偿金。”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而言，电子垃圾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丹麦科技大学的研究报告称，1吨随意搜集的电路板中可以分解出286磅铜、1磅黄金、44磅锡，单单1磅黄金就可卖得6,000美元。有机构估计，每处理1吨电子垃圾，可获利润3000元至10,000元，一年若处理100吨，年利润可达30万元至60万元。因此在一些地区，电子垃圾回收被看成一个产业。在广州贵屿，全镇废旧电子电器及塑料回收拆解加工行业年产值6亿多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90%；交纳税收800万元，占工商税的90%以上。全镇300多家民营企业中3/4以上从事废旧物资的回收、拆解和加工，全镇从业人口达5万人以上。

当双方都有所得时，贸易便应运而生。据估计，全世界的电子垃圾有80%出口到亚洲。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在接受采访时称，全球电子垃圾有70%进入中国，“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倾倒场”。和中国一样的电子垃圾受害国家还有泰国、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巴塞尔公约

为规范有害废弃物跨国越境转移，1989年3月联合国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会议，通过了《巴塞尔公约》，限定一国在将废弃物输出至其他国家时，必须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但是由于电子垃圾贸易有利可图，也因为一些官员腐败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总能找到人同意进口电子垃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1989版的《巴塞尔公约》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输出电子垃圾的合法性。一些非洲国家明确表示不满，在会议中愤而离席，后来自己制定《巴马科公约》。在此之后，另外一些区域性公约也相继出现，如加勒比海、地中海周围国家的公约。

受各种区域性公约推动，巴塞尔公约在1992年增加了一项协议，即OECD国家不得向非OECD国家输出废弃物，也即俗称的“巴塞尔禁令”，禁令大大加强了巴塞尔公约的效力。1995年，巴塞尔禁令又正式通过为“巴塞尔公约修正案”。

至此，一项比较完整的具有全球约束力的有关有毒废弃物跨国转移的公约规范体系得以形成。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输出国??美国，却一直没有签署巴塞尔公约及其修正案；一些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纵容电子垃圾的非法贸易；电子垃圾的难题仍在持续困扰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被倾倒地区。

抗议组织

国际上长期坚持从事电子垃圾及其贸易有关抗议的组织，主要有绿色和平、巴塞尔行动网络、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三家。他们持续不断的倡导和抗议，是防治电子垃圾污染的重要推动力量。

绿色和平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电子垃圾领域开展活动。作为全球知名的NGO，绿色和平对巴塞尔禁令和一些区域性有毒废弃物公约起到了积极作用。绿色和平对电子垃圾贸易持一贯的反对立场，海地政府对Kahian Sea垃圾灰的抗议，即是在绿色和平的警示和支持下开展的。绿色和平还非常重视电子品牌企业的影响，它倡导“制造商延伸责任”，呼吁企业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回收，承担起全程的减少有毒材料的使用和泄露的责任。自2004年起，绿色和平即开始与惠普、戴尔等电子企业交锋，采用对抗的手法，要求他们在产品中停止使用铅、镉、溴化阻燃剂和聚氯乙烯等有毒物。经过绿色和平坚持不懈的努力，惠普与戴尔企业终于在2006年正式承诺将逐步停止使用有毒物质，并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

巴塞尔行动网络（BAN）是一家美国NGO，是全球知名的有毒废弃物贸易抵制团体。BAN把自己的使命描述为，抵制有毒化学物的全球蔓延。BAN的网站是全球有毒废弃物贸易的信息中心。BAN通过媒体、调研等方式开展政策倡导和抵制活动。在BAN目前开展的四项主要抗议活动中，有三项直接与电子垃圾有关，分别为：1）电子垃圾委员会项目，致力于减少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垃圾出口，推广对消费者负责的绿色的产品和设计；2）零水银抗议，致力于减少水银的泄露、使用、贸易和回收，鼓励水银永久储存并寻找替代品；3）巴塞尔禁令签署行动，致力于督促不同国家尤其是美国签署巴塞尔禁令，并防止他们破坏巴塞尔公约的基础协定。

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SVTC）是一家致力于推动高科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NGO。它从硅谷这个高科技产业密集区开始，关心产业对社区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后来工作范围也逐步延展到全球范围。他们开展了很多关于电子垃圾危机、电子产品责任消费与回收，有毒电子垃圾和健康等方面的倡导和宣传工作。他们跟踪观察电子产业，包括制造工厂、电子品牌企业的延伸责任等等。他们也发起了一些抗议活动，如针对电脑品牌商的“电脑回收运动”，发动学生通过集体谈判督促企业改变的“学生行动倡议”，以及针对美国将电子垃圾交给监狱处理的“监狱劳工与联邦监狱产业运动”。

这三家机构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同情发展中国家的遭遇，主张抵制电子垃圾贸易，认同禁止一切形式的有毒废物贸易的“巴塞尔禁令”。他们通过调研展示被倾倒区的故事，感染了世人。

中国贵屿：增长陷阱

中国贵屿是世界最大的电子废物拆解处理集散地，它的故事也是世界各地有毒电子垃圾受害地的缩影。在过去若干年里，在绿色和平、巴塞尔行动网络、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和媒体的关注下，中国贵屿变得广为人知，人们通过它深深地了解到了电子垃圾贸易的危害，也了解了发展中国家陷入“增长陷阱”的无奈。

贵屿是广州汕头市潮南区的一个小镇，下辖28个村（居），15万常住人口。贵屿属于严重的内涝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有保障。20世纪上半叶，贵屿镇的农民一直走街串巷，收购鸡毛、鸭毛、废旧铜铁等废旧品，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电子垃圾进入贵屿的视野。由于利润丰厚，贵屿人很乐意从事电子拆解处理行业，与此同时，国外的电子垃圾通过深圳、广州和南海的转运点，大规模运输到贵屿，很快贵屿镇就有80%的家庭加入到这个行业，并且吸引了十几万外地人前来打工。

贵屿虽然通过电子垃圾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绿色和平和巴塞尔行动网络的调研发现，贵屿俨然变成了一个建在电子垃圾和有毒污染上的乡镇。贵屿是在用一种几乎毫无保护的方式回收电子垃圾，当地常见的有害的回收工作有清理打印机调色液、公开烧电脑废料、显示器拆解与回收、电路板回收、酸解集成电路、融化塑料废料等，在这些工作重金属、溴化二?英和呋喃被释放出来，污染了空气、土壤和地下水。据检测，贵屿的土壤和河流中，镉和铅的含量是正常含量的十几倍，空气中二恶英含量超出广州30多倍。环境的恶化，对人身的影响十分直接。贵屿当地居民患肾结石和呼吸道疾病的比重非常高。《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02年3月曾报道:

“当地卫生院对其中一条村全村学生的身体检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中小学生患有呼吸道疾病，另有 5 个学生则被证实患了血癌。”

既使后果已经如此不堪设想，当地人仍不愿意回到过去的生活。在贫穷与疾病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如果要终止这个产业（禁止电子垃圾贸易的可能结果），当地很快就面临数亿元的产值损失和数万人失业。增长陷阱，贵屿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境地。在面临外界强烈的质疑时，有些当地人却只关心产业的发展，他们把目光更多的放在竞争对手身上，比如广东清远龙塘镇、南海大沥镇、浙江台州等。有毒污染全不顾，只感慨，“生意越来越难做”。

美国：最后的堡垒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生产和输出国，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未签署巴塞尔公约及其禁令的发达国家之一，因此美国成了电子垃圾贸易最后的堡垒，是巴塞尔行动网络、绿色和平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的最主要的抗议对象。

推动电子垃圾贸易的因素之中，除了中间商的谋利动机之外，也有美国政府的默认与许可。美国环境保护署固体废物部的鲍勃?托尼提2002年在接受巴塞尔行动网络的电话采访时说：

“我非常赞同为电子产品保留出口市场。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不会在美国收集电子产品。你认为我们会在美国建立新的废化炉吗？不，我不这么认为。”

减轻本国的环境压力是美国纵容出口电子垃圾出口的首要原因。为了规避人们的追查，美国政府没有对电子垃圾进出口进行监控。美国政府通过Harmonized Tariff System监控通过边境的进出口货物，在监控目录中，没有对旧电脑和电子废物的分类。很多电子垃圾以新产品和回收产品的名义出关。美国在《资源保护和再生法案》中，也豁免了电子垃圾这一项，这意味着，美国出口电子垃圾，并不需要预先通知进口国。

在美国国内也盛传着支持电子垃圾贸易的各种观点。有些人认为，电子垃圾出口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不然他们不会如此热衷于进口电子垃圾。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子产品现在都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然后再运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使用，在成为废品之后，发展中国家有责任把垃圾也运回去，这种观点本末倒置地把发展中国家当做了电子垃圾的源头。也不乏有些人认为电子废品运往发展中国家，还可以继续使用，是一种“再利用”，甚至是一种“慈善”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观点在监督组织扎实的调研和反驳之下，显得经不住考验。

禁止贸易是可行出路

在调研报告《出口有害物》中，巴塞尔行动网络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提到，主张禁止电子垃圾贸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对下游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过程，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都比较薄弱，缺乏防治有毒垃圾的管理框架和技术设备。有毒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会加剧当地的环境恶化，影响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电子垃圾贸易整体上是不公平的行为。

其二，对上游的影响。有毒垃圾贸易，让发达国家和电子品牌企业将原应由自己承担的成本外部化，只要能够简单地倾倒到其它国家，他们就缺乏动力在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使用无毒材料，也没有积极性为处置电子垃圾投资。实际上，他们更有经济实力和技术来处置电子垃圾。

其中第二条尤为重要。正如前文所言，电子垃圾目前尚没有很好的处理办法，因此最佳的方案不是回收电子有毒废物，而在从源头上减少甚至不用有毒材料。作为对这一原则的政策响应，2002年欧盟通过了《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WEEE 指令）和《有害物质禁用指令》（RoHS 指令），它们都要求企业对电子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尤其是最终的回收负责，把回收电子垃圾的责任和成本都直接归结到生产企业身上。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全球电子垃圾危机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也都是本文提到的三家抗议组织和巴塞尔公约签署国家们反复倡导的。它们是：

n  减少并逐渐禁止有毒电子垃圾贸易，尤其是控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有毒废物出口，督促美国等国家签署并遵守巴塞尔禁令，全球合作抵制电子垃圾的非法贸易；

n  制定法律法规，倡导生产者延伸责任，鼓励生产企业对产品的设计、制造和回收的全流程负责，鼓励现有的电子品牌企业向负责任的企业转变；

n  不断提高回收技术，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建立起环保有效的拆解业体系，实现产业升级。

在这三个策略之中，禁止电子垃圾贸易是最基础的主张，它直接决定了生产者延伸责任的效果，并对发展中国家拆解基地的转型有着重大影响。

中国是巴塞尔公约签署国家，近几年，我国也陆续出台了一些规范电子垃圾贸易的法规，但是非法贸易一直存在，电子垃圾仍源源不断输入我国。另外我国的电子产品企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电子产品和电子垃圾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本国内的电子垃圾问题也将成为巨大挑战。我们期待中国在电子垃圾贸易和治理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